撰文 | 三金

摄影 | Greg Girard

十点人物志原创

一个人想要好好生活，需要多大的居住面积？

我们曾采访过的日本作家吉井忍给出的答案是8平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认为，人均最低住房使用面积是13平方米，如果要“舒适”生活，则需要30-40平米。

但有一群人，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0.5平方米。也就是说，每一平方米至少住着两个人。

城寨外景

这里有全世界最狭窄、污秽、昏暗的街巷，湿漉漉的地面，到处都在滴水。老鼠和蟑螂在这里通行无阻，但人无法站直身体，因为头顶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违规电线和塑胶水管。

分布在低楼层的车间和小工厂里传来巨大的噪音。路过街道，可以闻到垃圾堆放太久散发出的霉味、久未打扫的公共厕所混杂着动物尸体的臭味。

同时，这里有再日常不过的图景：放学回家的少年、在走廊里骑儿童车的孩子、生产糖果和咖喱鱼蛋的工人，走街串巷送信的邮差，热情吆喝着要不要一起吃饭的邻居。人们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生活。

这里是香港九龙城寨。在面积仅仅两个半足球场的场地上，挤满了约200个独立的塔楼，平均高度达到14层。在鼎盛时期，有将近50000人居住，而当它被拆除时，有超过33000人被正式登记为它的“原住民”。

最近，随着香港导演郑保瑞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上映，人们的视线再次投向这个奇异的空间：一个贫民窟、一座罪恶之城、一片法外之地、一个人间炼狱、一个乌托邦，同时也成为反乌托邦故事的最好题材。

从空中看城寨，所有建筑挤在一起，像一个不断分裂的细胞。

1985年，加拿大摄影师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与伊恩·兰博特（Ian Lambot）大胆走入城寨。他们花了七年时间，用照片记录下这座臭名昭著的城市和拆除前夕居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联系到吉拉德，获得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的授权。

透过这些照片，我们希望了解，真实的九龙城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如何成为众多文艺作品争相借鉴的对象？一个被拆除的贫民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怀念它？

“在拆除前夕，我不认为寨城应该被拯救，即使现在，我仍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吉拉德曾说，“（九龙城寨）在各个方面都是不正常的，尽管居民们在可怕的情况下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它依旧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另一方面，我确实希望它能留下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碎片、一个角落。”

*文章中涉及大量图片，建议大家阅读全文。

被上帝抛弃的人间炼狱

关于九龙城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当时这里是政府管理沿海盐料买卖的办公机构，城寨里住的都是官员。

清朝时，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和新界都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清政府坚持保留了对九龙城寨的管辖权。

清政府灭亡后，政局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两国都希望拥有城寨主权，但他们都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地方。

随着大量难民和流浪者涌入，公权力无效的九龙城寨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为异常的事物——一个三不管地带。

城寨中的天后古庙，历史悠久，1951年后重建过。

在古庙上方张开了一个大铁网，防止高空抛物，保护庙宇不被侵扰。但铁网上方一年才有人清理一次，成为一个恐怖垃圾场。

九龙城寨中最多的三样东西：鸦片烟档、妓院、牙医诊所。

在城寨中生活了30年的牧师邓保罗回忆，当年他的父亲搭了一间屋子，前面用作门店，卖日用品和汽水一类的东西，后面自己住。为了挣钱，店里也卖吸毒用具。

城寨中有名的小超市，看上去简陋随意，但实际货品齐备：柴米油盐、烟酒汽水、豆豉鲮鱼和午餐肉，应有尽有。

前面作为店铺，后面给家人居住。

邓保罗十多岁时帮父亲跑腿，给城寨里的瘾君子送汽水，一来二去就加入了香港黑社会组织“洪发山”，很快染上了毒瘾。

“追龙”是一种吸食海洛因的方法，用火烧滚锡纸上的毒品，吸毒者便可以吸食由此释放的液状气体。1954年-1962年间，城寨内的白粉档出售的白粉，每包五角。

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根据香港警方在1952年的调查记录，城寨中有154间鸦片烟馆、11家妓院，7家赌场和13家狗肉店。一年不到，这里增添了16家脱衣舞戏院，“全都高朋满座，一家比一家大胆”。

在作家鲁金看来，这些脱衣舞店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吸引更多城寨外的人进来赌牌九、吸鸦片、吃狗肉、找女人。脱衣舞表演能让人们看到，这里是不受监管的特殊地区，可以做任何非法的勾当。

城寨中，吸毒场所主要聚集在一条名为“光明街”的陋巷，街上摆满了卖白粉的档口，鸦片烟馆全天24小时营业，一家店只靠5根烟枪，每天就能服务200名顾客，收入330美元左右，其中六成是利润。

上世纪80年代，光明街毒品棚没落，新一代改在城寨家中吸毒，大多用针筒注射。

当没有钱买毒品的瘾君子因为毒瘾死去，他们的家人会把尸体搬到公共厕所，九龙城寨中一共有两个公共厕所。

有些瘾君子并不居住在城寨中，因为这里的毒品便宜，不会被警察驱逐或拘捕，才会在此聚集，其中一些因为吸食过量倒毙在街巷中。许多居民都记得自己曾从不知名的尸体旁边走过。

城寨中的街道，地面有垃圾污水，头顶是乱七八糟的电线。

这些尸体最后会被搬到城寨外围公厕旁的收集站，再由专门的队伍收走。有多少人这样死去？无从考证。九龙城寨，宛如一头盘踞在城中的巨兽，吞噬了法律与规则，也隐藏掉罪恶与死亡。

在城寨，新鲜的空气与阳光都是稀罕物，除非你愿意花更多的租金住在城寨最外围的房子，抑或是靠近城中心的区域。以城寨大部分街巷的拥挤程度，阳光完全透不进来，只有妓女们在不分白天黑夜地接客。

白天，城寨中许多街巷也看不到阳光。

居民谭秀娟小时候很奇怪，城寨中一些街道二十四小时都是黑漆漆的，“为什么有些男人经过会进去呢？等大一点才知道，那是妓院一条街”。

历史学家冼玉仪也曾在城寨中生活，她有次悄悄溜进其中一家，看到一个很老的妇女坐在里面，“上了年纪又很穷的男人，只能消费得起这些年迈的妓女”。

黑社会长期存在，控制着城寨中的各种商业活动，比如勒索、街头贩毒、操纵妓女、放高利贷和收债、制造假钞等等。港英政府曾试图瓦解这些组织，但城寨中的路线盘根错节，人一进去就跑得没影了。

有警察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到，“警察的行动在某些时候可以看到效果，但一旦某个社团瓦解，就会有新的取而代之”。

城寨中街道盘根错节，两栋建筑物之间常常只有一步之遥。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走向繁荣，人们印象中华丽璀璨的“购物天堂”与充斥着暴力与罪恶的九龙城寨一体两面，矛盾地存在着。

英国小说《望族》中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美国商人坐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当他走出机舱，闻到了空气中的怪味，不是香味也不是臭味，只是奇怪得令人兴奋。

商人问：这是什么味道。

身边人解释：这是香港的味道，钱的味道。

九龙城寨距离启德机场最近距离仅有50米，被戏称“拿根竹竿就能把飞机打下来”，美国商人一下飞机就闻到的味道，生活在城寨中的居民当然也闻到了，这正是他们来到这个臭名昭著的“贫民窟”的原因。

政府要求城寨的高度不能超过飞机安全限制，这几乎是对这栋建筑的唯一限制。飞机上的乘客，可以清晰看到城寨居民晒的衣服颜色。

对城寨居民来说，天台是重要的活动场所，孩子会在天台上写作业，时常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

穷苦人的乌托邦

漫长的战争中，混乱与贫穷成为常态。太多人渴望去香港淘金，“那是一个天堂”，拥挤却便宜的九龙城寨成为了他们奋斗路上的第一站。

城寨中，无证经营的牙医诊所并不比妓院、烟馆少。

在宣布清拆时，人们惊讶发现，这个小小的建筑中，牙医诊所就有八十多家。全盛时期有过一百五十家。因为诊金比外面便宜至少三分之一，许多香港市民都曾到城寨中看牙医。

导演郑保瑞提到，“城寨里无牌照的牙医最便宜，家里人曾带我姐姐去补牙，结果一到那地方就回来了，她觉得那个地方实在太可怕了。”

为了让顾客“够胆进来拔牙”，无证牙医会尽量找“见得到光”的铺位，也就是城寨外围。

城寨外围，很多挂着牙科招牌。

位于龙津道的牙医诊所，干净整洁、设备齐全。

在这里，你可以轻易买到旧牙套，有些牙医还会卖二手假牙。只要挂上去舒服，穷人不会介意这一点。

黄如明在城寨中做了大半辈子牙医。五十年代，他因为躲避战乱只身来到香港。他还记得第一年过得十分凄凉，“打工，听不清别人说什么。想重操旧业，不会说英语，人家不认你。那时，我常躲在厕所流泪”。

黄如明的妻子张美，也是他的助手之一。在城寨站住脚之后，他把妻子和七个子女接到了香港。

城寨中的牙医大多来自大陆，或是给前者做学徒。

一直以来，香港法律并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但据统计，七十年代以来，曾在城寨诊所就诊的有数十万人次，有诊所一天能接诊百人以上。在香港人口爆炸、医疗服务不足的时期，他们的存在和廉价服务起到了很大作用。

许多城寨医生会把医生证书、推荐信和发票放在店中最醒目的位置，让顾客放心。

住在城寨里的人大多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他们知道这里卫生条件差、鱼龙混杂、治安得不到保证，但这里也是他们初来香港的最好选择。

在这一点上，九龙城寨不同于地球上其他的贫民窟，它更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区，里面生活的人都满怀希望。

布厂老板余庆云。照片中的他已经86岁，来自广东一个客家村落，在城寨中经营自己的小工厂18年。虽然年迈，但他勤勉又爱干净，厂房十分整洁。

李玉珍的制糖厂。工厂主要生产椰子糖和果汁糖，甚至会供应给澳门商人。包装工人主要是左邻右舍的女人和孩子。

烧腊工厂。老板从广东农村来香港，每天四点起，做好烧腊出城寨摆摊卖，一天可以赚两千到三千元。挣到钱后，他在乡下娶了老婆，希望能把老婆孩子带到香港生活。

橡胶膜厂中劳动的工人。闷热的夏天，工厂里只有一台风扇，机器的热气、加上浓烈的塑胶味，工作条件可想而知。

家庭面厂老板许东财。十六岁从广东到香港学做面，七十年代在光明街开了这家制面工厂。等到晚上，他前面的面粉床就成了两个女儿的游乐场。

城寨中的鱼蛋工厂至少有60家，据说曾经供应全港八成以上的餐厅。

城寨工人在搬运货物。有些需要运输到城寨外的货物，也是这么一袋一袋上上下下搬出去的。

药材铺老板陈沛然生意相当不错，“在城寨开铺子，不用保存账目，又不用申请牌照，请多少工人没人管，不用向政府汇报，既方便又省钱”。

陈沛然的药材铺

在城寨中呆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里比他想象得还要更好。

虽然很多人在城寨中犯罪，但他们不会伤害寨内生活的人，街坊邻居彼此认识，也没有打家劫舍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人抢劫，这人也一定跑不出城寨。

“这里就像我在大陆农村的老家，我们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安无事的无政府状态”。

店里一边卖中药，一边卖日用品，城寨中的大部分药材铺都是这样的搭配。

在三四十年间，这座拥有上万人的高楼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火灾或者爆发疫情。当摄影师吉拉德走入城寨，他们发现这里的居民相当友善，他们“没有（外人）幻想中的自卑，反而有一种傲慢之气”。

城寨中的居民靠自己的本事建房子，无法向外拓展，他们就向上建，只要不超过隔壁启德机场的飞行限制，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伸展自己。

混乱与秩序相互平衡，虽然散发着恶臭，但并非毫无尊严。

有人说，城寨就像是一株长在小盆里的扭曲植物。这种“扭曲”是为了生存。

城寨扩张过程。出自华尔街日报《消失的记忆：香港九龙寨城》专题片。

在城寨中，最底层和最方便进出的地方一般用来做工厂作坊；往城寨中心的狭窄街道上有理发店、饭店、中西诊所、药铺；为了躲避警察，黄赌毒场所一般在二楼以上，一些穿插在居民区；这里甚至还有学校、幼儿园、福利会、教堂和老人活动中心。

城寨是退休老人的安乐园。许多底层老人积蓄很少，老了可以在城寨中买一个小单位安享晚年。老人中心所处的位置开阔，有阳光和窗户，还有牧师关心老人。

学校不需要家长出示身份证或出生证明，唯一登记的是孩子的住址，只要孩子想要读书就可以在这里学习，老师还会带孩子去城寨外的公园游玩。

楼顶是居民们感受阳光和空气的地方，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居民们在天台种植了盆栽植物，有儿童在这里嬉戏，成人在这里休息。

香港建筑师何巽注意到，城中低矮的建筑不会随意拆除，而是直接在上面建新的楼层。较高楼层的走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连接起来了，方便人们前往不同建筑物。

城寨中的邮差

为了获得更多阳光和空气，居民们会在窗户处搭设一个伸出去的阳台，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

城寨中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全城人每天都要排队来这边接水、洗衣服、洗澡。

为了方便用水，城寨居民还打了五十多口“科学井”，抽水注入天台水箱，再通过水管输送到各户。不过由于工业污染，谁也不知道当天出来的水会是什么颜色，大家还是得去公共水龙头接水饮用。

居民打的科学井，旁边写着，此井水不适宜饮用。后来大多数井都水源枯竭或被严重污染。

人们为了摆脱贫穷住进贫民窟，而这块土地为了满足居住者日新月异的需求，也在不断修正完善自己。许多建筑师对城寨充满兴趣，正是因为这是一栋毫无规划却近乎完美的建筑，是一座没有建筑师的乌托邦之城。

都市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敲敲打打，缝缝补补，虽然粗糙，但行得通。

黑暗之城的故事还在继续

1993年，尽管许多居民无法接受，九龙城寨开始清拆。而怀旧情绪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成龙的《重案组》成为最后一支获许可进入城寨拍摄电影的剧组，留下了无法复制的影像。

医生们是最不想离开城寨的一群人，因为只有那里，他们才是一个“合法”的医生。

有人戒毒成功逃离了城寨，最后又回到那里，直到拆迁的铁锤砸下。

有女孩6岁时被卖入城寨，一直做妓女接客。得知城寨要被拆除，她选择了自杀。她说自己从小就在城寨，如果离开这里，也不知道该去哪。

城寨渐渐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建筑师的灵感来源。

美国电影《拳霸天下》拍摄时，摄制组认为，只有九龙城寨可以代表综合格斗所承载的那种野蛮、刺激、暴力的气质。于是，电影中有一段场景是几个美国人走过城寨狭窄的街道，好奇地看着城寨中生活的人。这也是大多数外国人对城寨的印象。

《拳霸天下》剧照

日本人在川崎复刻了九龙城寨一隅，连街道上的垃圾都是从香港进口来的。

日本游戏公司制作的九龙城寨复制品，有三层楼高。

同样在九龙城寨清拆的这一年，“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经过启德机场，看到了旁边的城寨，被深深迷住：“它就像一台机器，运转得非常出色。拆迁就像是把整部机器拆开，让你第一次看到，机器里面是什么。”

吉布森眼中，城寨正好矗立在飞机跑道的尽头，“黑黢黢的窗户让它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蜂巢。它既是死的，又是活的，那些窟窿仿佛在疯狂吸收城市里的能量”。

这一幕，成为后来赛博朋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攻壳机动队》中飞机飞过大楼上空的画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今天，九龙城寨已被拆除近30年，有关城寨的故事一直流传。无数人沉迷于“城市颓废的浪漫之美”，好奇无政府社区的运转模式，还有人试图通过这栋建筑寻找一种理想生活。

这同样成为一种隐喻。清拆的铁锤貌似敲碎了一切，却无法阻止九龙城寨作为一个符号活在流行文化里。只是那些曾在城寨中努力生活的人，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夹页中。

城寨拆除时，一个女孩静静靠在了要被搬走的床垫上。

除特殊标注外，本文照片出自意大利摄影师Greg Girard，感谢他对本文的帮助。想了解更多与内容，可以访问他的个人网站www.greggirardpictures.com，也可以通过ins@gregforaday联系到他。

参考资料：

1.鲁金《九龙城寨史话》

2.格雷格·吉拉德与伊恩·兰博特《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

3.WSJ City of Imagination: Kowloon Walled City, 20 Year Later

4.《解析九龙城寨：没有建筑师的乌托邦之城》

5.《清拆前夜的九龙寨城：几点反直觉的贫民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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